马克思经济学如何构造假设（分析思维之二）
约定主义、解释共同体以及两大流派的分析特质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比较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或体现，从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从而往往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一、前言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基础上，从而都是在特定的解释共同体范围内按自身的标准进行自圆其说的演绎和证明的。基于这种情形，有学者就主张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置于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强调马克思经济学也符合假设-演绎分析法。[1]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理论一定都会以假设前提为基础，而在于不同学说的假设前提在性质上的差异。那么，两大经济学分之所设定的前提假设有何不同特质呢？
不争的事实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往往是非真实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现实存在的。进而，马克思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是否也具有这种非现实性？显然，如果两者的假设都具有同样的非现实性，那么，两大学术体系的差异就仅仅体现在研究者主观设定的假设前提上，而研究框架或分析程序上则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此时下，既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没有实质差异，也就都可以遵循钱颖一所指出的一般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相反，如果两者的假设特性是根本不同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两种假设的特性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并由此挖掘两者所带来的研究路径的差异，进而对两大理论体系的优劣加以评判。
新的问题是，不同的前提假定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吗？用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相互竞争的引导假定之间是否具有可通约性？进而，赞成不同引导假定的科学家之间是否可以或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都认为不同的引导假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它表明，相互异质的研究传统使得人们之间的争执和讨论达到理性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不同学者说着不同的事情，因此，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词，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不同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对不同的引导假定进而不同的学说体系进行优劣比较呢？劳丹认为，科学是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体系，知识的进步在于解决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不同流派进行比较时，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上，正是基于不同的引导假定，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预测和处理社会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为此，本章就重点探究两者在引导假定上的差异。
二、约定主义、解释共同体和经济学流派
我们知道，最早对“科学”一词的理解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列举的归纳之不完全性却引发了休谟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问题是，现实的科学理论往往是由一组全称命题构成的，它不像“凡天鹅皆白”这样一个单一命题那样容易遭受否定。特别是，生活世界的各种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每个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各种保护性假设，因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少遵循猜想-反驳的机制。正如迪梅尼和莱维写道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是随着不断发生的证伪过程而发展的，而是随着社会动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发展的。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曾（暂时地）一度走向了前台是由于大萧条、新政和二战的结束——一系列已经明确地证明经济学中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政策的失败以及国家干预的巨大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形势下，物价上涨使得‘新古典主义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很长时间以来（或者从一开始）一直批判东欧的经济实践，但是东欧的失败是对作为一个重要的非正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命的打击，甚至也是对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些实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致命打击。”[2]
正是基于引导假定的不可通约性，库恩提出了取代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库恩范式。库恩范式强调，某个科学共同体开始都遵循某个单一的范式，该范式框架内进行研究的人都在从事常态科学，只有当该范式结构被另一种范式结构所取代，才会出现革命性的科学进步。拉卡托斯则扬弃地吸收了库恩和波普尔的部分思想而提出研究纲领概念，从而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库恩范式：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一个退步的研究纲领，而一个研究纲领则由硬核和保护带构成；其中，硬核构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基础，而保护带则作为附加假说起到保护硬核免遭否证的作用。劳丹则认为，科学是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真实性”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从而要由问题产生理论；为此，他提出，不应以“逼真性”而是以“进步”来构设合理性模式：合理性在于选择能最大限度的增进知识进步的研究传统，而知识的进步在于解决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
显然，无论是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还是劳丹注重“研究传统”的见解，它们都认为，科学变化的最主要单元是一些大的、生存期相对长的概念结构或“引导假定”；而一旦这些引导假定被接受后，它们就不会轻易地遭到放弃，即使在面临反常的经验事实时也是如此。而且，这些见解与波普尔的思想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波普尔就提出，社会科学一概采用“情境分析”和“环境逻辑”的方法：当一个行为者没有按预期的那样表现时，经济学家往往会改变对环境的描述，直至他们看到了通常作为理性的当事人对一系列目标与限制的反应的预期行为的出现。这就是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它具有明显的约定主义特点。
约定主义方法论不承认“自明的真理”，相反，它由一组（社会的）惯例或决策准则所组成，这些惯例或决策性则是被用来具有接受的一项假定的理论或从一组竞争的理论中选择一项理论。约定主义源于马赫主义，马赫把思维经济性原则作为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而扩展了假设主义，并通过对假设主义的约定化发展了约定主义。即，科学理论是科学家根据简单性质原则共同约定出来的一种假设，科学发展实质是约定或假说推翻的过程。同时，这种约定主义又是与逻辑实证主义相通的，因为逻辑实证主义对早期实证主义的发展就在于：将对事实的信奉延伸到对事实逻辑的信奉，把那些能够被经验事实的直接证实或者被逻辑分析的间接证实的命题都视为有意义和可信的。正是基于对事实逻辑的信奉，逻辑实证主义逐渐接受了约定主义的引导假设：首先是在一些检验性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命题，而对其接受却取决于进一步的证据以及渗透在观察中的理论预设。
正是由于引导假定的不可通约性，这给学术界带来了一种背反现象：一方面，由于无法对各种引导假定作出优劣的绝对判断，因此，理论科学家们往往只是对它们作一定程度的相互比较，从而导致相互竞争的引导假定的共时性存在；另一方面，学术界往往又会对引导假定展开的争论，这不仅出现在一个特定时期，而是发生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因为任何新的引导假定很少能吸收其先前的引导假定的所有解释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基于形形色色的引导假定，经济学界形成了一个个对内相呼应、对外相排斥的解释共同体，如一般均衡理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新古典宏观以及其他专业化领域都可被视为解释共同体。显然，这种解释共同体有两大特点：一方面，不同的理论形成不同的解释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产生出不同的、或许相互之间都不能理解的解释；另一方面，解释共同体在他们的限制内又使文本稳定化，稳定的文本有可能受制于原则性的争论。例如，费什写道：“沟通只发生在系统（内容、情境或解释共同体）内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达成的理解对系统是明确的，而且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是确定的……这种理解才是充分的……一种超越或跨越情境的理解，即使能够做到，在世界上也是无法立足的”。[3]
进一步地，基于特定的解释共同体，经济学内部又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流派。而且，由于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4]同时，不仅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各种附加条件而具有不可验证性，而且证实或确证标准作为经验科学的合理构想本身也难免成为“约定”和“建议”；因此，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往往只是在特定引导假定下作些细枝末节的检验工作，而这种工作并不能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霍奇逊就写道：“主流理论并不因为在经验上不精确而错误。它不是因为数据不相符而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它能与任何数据相适合。因此没有数据能驳倒这个理论。仅仅借助于证据并不能驳倒这个理论。偏好逆转和其他‘不规则’选择的试验证据，可能会引导我们追寻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理论，但是它并不能在原则上驳倒这个建立在效用和理性选择基础上的旧理论。”[5]
显然，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特定的引导假定之基础上，因而经济学解释共同体具有了明显的“我向思考”（autistic）的特点。结果，按照不同解释共同体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一项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在于由哪一位经济学流派或权威来加以解释。而且，这种封闭式共同体的存在也造成了流派之间界限森然、缺乏沟通，这在当前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正是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价值分歧，其关系主要体现为对立和排斥而不是相互补充。正因如此，这些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从而很难从外部汲取营养来发展自身。例如，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收到关于或然性知识的认识论观点的有效批驳，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可能收到来自黑格尔主义的历史方法论传统的批驳；究其原因，两种批判的观点都是外在于经济学的，所以不可能像它们的批判对象一样加入统一解释共同体。
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在在一定程度上与描述主义和工具主义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中，描述主义把科学的目的仅仅视为描述客观世界；同样，工具主义虽然强调理论不是描述的综合，但也认为，理论性陈述根本不是什么正确与否的判断，而仅仅是语言或观念的工具，人们利用它们把一系列的事实转向另一系列的事实，从而成为科学家们发现新现象的启示式工具，或者是允许从一组实验数据推导另一组数据出的“推断许可证”。显然，正是描述主义者的理论引发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用观测性描述来翻译理论性陈述，因而就存在一条描述主义→工具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重要的是提出一个推理方法来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以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从而抽出一种假说，而假说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然而，正是潜含了明显的工具主义和约定主义取向，逻辑实证主义在解释的逻辑、确证的逻辑或理论构建的逻辑上都依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实践的层次上都很不成功。劳森指出，“正是这样不加怀疑地依赖于这一推理这一点，使我们得以理解最近50多年来当代经济学失败的根源所在”。[6]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在预测上的接连碰壁，在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的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就逐渐转变成一门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相应地，各经济学流派都基于特定框架对社会经济现象作一些描述或解释性工作，这就是经济学流派被视为解释共同体的原因。但是，这种取向强化了各流派的一元化思维，从而严重制约对真实世界的真正认识。
三、两类参照系的比较：“理想状态”和“抽象假设”
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增进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以及提高对社会实践的能力，根本上要改造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社会制度。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诉求，马克思曾强调，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显然，认识世界也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而改造世界则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印记，它首先要对改革目标有个初步的认识。究其原因，在改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固然要提防“理性的自负”，但如果没有确立“改造”世界这一目标，不管是个人直接的改造行为还是通过知识的传播来间接促发他人的改造行为，那么，学者都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正是基于改造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基本诉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自发采用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只有认清事物的本质，才能认识现实的缺陷；只有剖析异化的成因，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把事物本质设定为一种理想状态，不仅用于对实存事物异化程度的衡量，而且作为实存事物未来发展的基本参照系。显然，通过设立了本质这一理想状态，我们就可以对现状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就可以对现实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行剖析；相应地，通过揭示现实制度何以异化的成因，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探寻完善现实制度的有效途径。
然而，自边际革命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将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区分开来。例如，内维尔.凯恩斯就认为，“理论和现实的研究不应该被系统地搞到一起，或者被杂糅在一起”，因为“把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放在一起来讨论这种想法，有可能妨碍我们对其中某一个问题作出清晰的不带偏见的回答”，“把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结合起来，有可能把大众的是似而非的判断理论化为一些经济现象的本质。”[7]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理论经济学就逐渐朝两个方向发展。（1）构建纯粹公理体系的数理模型，这种纯粹公理体系仅仅是象牙塔里自我思维的形式或概念产物，它一般不要求经济学能够为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提供可靠的指导，甚至也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经验的科学。（2）将实证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强调实证经济学是客观性描述的学科而不是预测性的学科，实证经济学的这种客观性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宣扬而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偏重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就逐渐被限定在解释世界这一层次上，而越来越不涉及预测未来和改造实际等问题。当然，为了给解释和描述提供方便，也需要设定一定的参照系，这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预设前提。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两点认识：（1）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探究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先验假设都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预设了一个理想状态，从而可以作为理论分析的基准或参照系，也可以作为解释和理解现实的标尺；（2）由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目的，因而它们所设定的理想状态或预设前提就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然而，程恩富等学者却试图借助“理论假设”这一共性媒介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沟通起来，并以此为两者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与此同时，他们却混淆了两类假设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这不仅不利于对两类经济学互补性和差异性的理解和认识，不利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反而会产生更为严重的误解和误导。事实上，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认识和发展推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两类经济学都存在前提假设”这一点上，而是要对两类假设的差异作清晰的界定。进而，通过剖析两类引导假定上的差异，我们才可以深化这样两类认知：（1）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何以能够用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而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越来越蜕化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2）真正挖掘马克思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从而探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我们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价值上的差异，这里再从几方面作一总结性比较。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实践应用上得差异很大程度与它们的社会哲学观密切有关。
一方面，就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它在哲学思维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1）它基于演化的社会冲突观把社会中的个体利益视为对抗性的，从而关注每个人的应得份额；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应得份额也就是该分配正义的本质，是要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理想状态。（2）它又采取了平均主义方法来分析社会行为和宏观社会经济现象，关注的是价格、工资、利润等的社会平均量，并将它们视为由社会力量结构决定并随着社会力量的变动而变化，而社会力量结构又与社会制度目前相关；在很大意义上，它主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剖析探究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并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来优化社会利益的分配。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路线具有这样的特点：它首先通过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分析确立一种理想状态，其次又通过社会力量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分析来揭示现实的异化；这样，反映内在本质的本体论认知不仅成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参照系，而且成为对异化现实进行改造的方向。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基于本体论认知的假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例如，马克思等在探究企业组织时，就把企业的本质视为一个进行生产协作的联合体；正是以此作为理想状态，马克思试图通过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来实现企业组织朝这一本质进行回归。[8]
另一方面，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在哲学思维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1）它基于均衡的社会和谐观把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视为互惠性的，从而关注这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目的，现代经济学热衷于现象的分析，并由此发展出了一套解释性学说。（2）它又采取了边际主义方法来分析个体行为和微观社会经济现象，关注的是价格、工资、利润等的个别具体量，并将它们视为由具体要素的边际贡献决定，而与社会力量以及社会制度无关；在很大意义上，它主要局限于既定制度下分析个体行为和资源配置，并借助边际分析来探究最优行为和市场均衡。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路线具有这样的特点：它运用抽象思维和数学工具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并以一种纯粹抽象的假设作为观察的参照系基准；这样，它的假设设定主要是出于解释现象的方便，而不是作为社会改造的方向。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基于解释性需要的假设就与现实相脱节且根本无法实现。例如，阿罗就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再如，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科斯中性定理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而科斯定理的基础——零交易成本——非但不现实，而且永远不可能达到。
其次，不同的社会哲学观导致两大经济学分支在设立参照系时所依据的思维途径存在差异。
一方面，就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它注重对具体经验事实的概括。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要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把最终的状态视为理想状态。当然，这种理想状态又往往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它必然在以前的历史阶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因而它特别注重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察，探求历史上可能存在的那种类似理想状态。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调查，注重对事物发展历史的梳理；相应地，它把经济学纳入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社会科学领域出身的，他们往往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伦理学、法学、历史、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西斯蒙蒂、霍布森、凡勃伦、加尔布雷思乃至马歇尔等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极力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就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状态是一种现象，而通过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一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强调，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是想像出来的，是一种彻底思考的纯粹状态，而不是实践或经验的产物。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想象力的训练，强调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应用。其一般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其次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而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再次以这种假想的均衡状态为视角来对现实进行解释。事实上，自边际革命开始，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基本上都是来自数学界或者工程学界的人士，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狭隘但抽象思维能力发达，如古诺、杜普伊特、杰文斯、瓦尔拉斯、帕雷托、埃几沃斯、费雪、凯恩斯以及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如此。
最后，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两种研究路线的差异，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
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但积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且努力挖掘现实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我们可以明白，资本的内在价值取决于资本在协作生产中的作用，而现实中的资本利润则取决于各方的谈判势力；而且，即使根据夏普利权力指数，现实中资本获取的利润也与对共同生产所起价值有一定的相关性。[9]一般地，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单个资本在协作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都在不断下降，因而资本的价值和利润都有下降的趋势。事实上，罗宾逊夫人很早就指出，马克思仅“通过放弃他的真实工资是不变的这一观点”，就可以得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且，这也已经为长期以来的经济史实所证实。所以，从早期的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直到现代的凯恩斯、哈罗德和多马等人都坚持“利润率下降”这一观点，而把其他的诸如技术进步、制度革新、资本转移等视为是对这一规律的干扰因素。
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以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步把经济学纳入了一个纯粹想象而与经验事实相脱节的发展轨道，它追求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也不努力寻求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偏向于设定一系列的先验预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运算。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者卡尔多等却依旧大胆假设：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特征。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放弃了对利润来源的本质探讨，甚至可以完全无视利润率下降的历史事实，而把短期内的利润相对稳定视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更多地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下降或降到零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现在则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均衡增长经济学的框架之中。而且，基于抽象研究的嗜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还从凯恩斯经济学中延伸出一门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并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指导下发展出各种的经济理论和模型；结果，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戴蒙德模型等都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从而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
四、主流经济学使用抽象化假设的原因及问题
基于静态抽象的研究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将复杂的生产过程转换成为基于特定生产函数的选择过程：企业家拥有一个称之为“生产函数”的复杂的数学配方，它解释了生产要素的不同数量组合如何被转换成不同数量的产品产出，而企业家考虑要考虑的仅仅是在特定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下选择不同的要素组合来进行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田国强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的分析：
“标准的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先研究最简单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以此建立一个研究个人选择的基本研究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人们可以考虑经济人之间相互影响这个更一般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个人效用或利润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从而个人的均衡结果是他人选择的函数。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的理论就是在更一般情况下---厂商间相互影响下---所给出的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基于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上，属于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平台，一般均衡理论则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市场互动，如何达到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
“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又是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它为研究、设计和比较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机制(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它可以用来研究和证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利用信息方面的最优性及唯一性”；
“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理想制度安排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无论是理论或现实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状态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10]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如此崇尚非现实的均衡分析呢？它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1）这种将问题简化或理想化的研究方法为更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平台，这就像物理学科一样：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先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从最简单的情况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一般和更复杂的情况；（2）尽管作为参照系的经济理论可能有许多假定与现实不符，但它却为衡量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制定了标尺，使得人们看清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持的这些理由是自以为是的，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特性及其要求，其内在的严重问题也可以从两方面窥见一斑：（1）经济学中的核心假设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核心假设，它并没有体现出事物的“实在”；（2）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参照系是根本不具有现实性，从而并不是可实现的理想状态。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将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也更容易搞清楚。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将经济分析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设想出某种均衡状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譬如，就一般均衡理论而言，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所有的市场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据这种理想状态，整个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将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市场往往不是帕累托有效状态呢？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是：现实中的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不过，这一解释还是没有解决这两大问题：（1）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哪个帕累托状态会出现呢？（2）市场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如何实现？这包括主体的充分理性、行为的同时性、偏好次序的连贯性、生产集合的凸性以及信息的完全性等。例如，完全信息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市场中的价格作为信号本身就内含着悖论：价格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供求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搜寻的成本信息，否则，人们就失去对信息搜寻的动力。
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本身就是相脱节的：注重长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世界视为均衡的，而关注短期问题的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现实是非均衡的；那么，这两者能够实现有机的统一吗？显然，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合理的统一理论出现，更没有社会一般均衡如何达致的真实刻画；相反，仅仅是为了理论上优美，在将个人选择约化为以理性最大化的基础上来构建出“一般均衡”这一高度抽象的表述。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状态的假定本身是由人是理性的这一先验预设推衍而来的，而这一先验预设与现实又是相悖的。事实上，不均衡的现实状态已经反映了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或者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那种理性的。
一般地，经济学通过模仿物理学而构想出的均衡的理想状态要有意义，必须存在这样一个条件：经济均衡是客观的，从而能够符合某种普遍规律。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任何社会领域都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均衡规律。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种虚构，从而也就不能深入实际的经济活动过程，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例如，亨特就写道：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均衡理论中，“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以及单个企业家都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所有价格完全由竞争性市场决定，这个过程独立于任何个人或厂商所采取的行动。尽管这一问题在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纲要》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新古典理论家并为从本质上改进瓦尔拉分析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宣称这些均衡价格是通过一个‘摸索’的过程而获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经验的或理论的证据已证明这样的摸索只会使经济更接近而不是远离均衡点。他们相信瓦尔拉‘叫卖者’这一有用的虚构，但是如此明显地借助于一个有用的虚构来扭转局面试图将理论融为一体，这种做法却削弱了该理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有效性”。[11]
同样，布劳格也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精确地说明了两百年前亚当.斯密还只是朦胧的意识：所谓关于竞争的‘看不见的手’确保了各种可能状态中最佳的一个的呈现，在这一状态里，一个人如果不使别人的独立减少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福利的增进”，但“这是何等的历史扭曲啊！亚当.斯密的本意和饮食男女欢呼竞争过程时的意思完全一样。竞争的经济总是以最低的价格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因为对利益的残酷争夺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技术改进的动力。这一争夺也并非只是价格上的，还包括一些非价格变量，比如新产品开发、质量优胜、提供更好服务以及配送更及时等等。换句话说，对亚当.斯密和芸芸众生而言，竞争就是一种商人的行为，它不是根据商业公司是消极的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还是积极的‘价格制定者’来划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抽象思维和数理经济学的主导下，“我们今天对市场运行的理解程度远远不如亚当.斯密或者瓦尔拉斯”。[12]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以不现实的前提假设作为分析基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弗里德曼的“理论合理与否与假设的现实与否之间存在不相关性”假说。弗里德曼将方法论的焦点置于经济理论的成功预言性上，假说靠其预示未来的正确性来检验而无视其显而易见的错误假定。正是这种理论假说，鼓励了主流经济学家在其解释性假说中放入已知的虚构实体，而无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按发生的因果机制找出任何理论个体的本质和实在性的科学事件。为此，劳森就批评这种研究违反了正确抽象化的两个原则：（1）正确的抽象化必须要与真实的机制相关而非将方便的假设理想化，经济学家应该将其注意力放在对于真实生成内在机制的科学探索上，而不应该放在理想化、启发式虚构和外向式经验主义的条件上；（2）正确的抽象必须与本质有关而非仅仅涉及最普遍的性质，经济学家应该重视构成日常经济生活基础的事件、个体和经济结构的本质和趋势，而不应该过分地使用高度概括化的方法论。
一般地，合理的经济解释首先要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经济生活的本质，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但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解释仅仅变为对未来的正确预测，并且还是建立在错误的抽象方法之上。进一步地，博伊兰和奥戈尔曼提出的因果关系整体论指出，探求原因和探求解释是有区别的：后者取决于背景叙述，既可以依赖前者，也可以不依赖前者，但前者完全独立于后者；而理论应该建立起为自然阶级社会中的可观察事件和原因提供准确描述的模型，而那种基于工具主义的功能性解释则属于应用的领域。[13]显然，这种因果关系整体论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它拒绝任何先验的因果关系惟实论，二是它反对将因果性化约为相互关系的任何经验主义理论；也即，因果关系整体论实际上强调先验和经验之间的调适，强调从经验中发现本质，获得超验的认识，而这种线路在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就曾对当时在庸俗经济学家中已经逐渐盛行的基于先验预设的纯理论构建之倾向作出激烈的批判。马克思写道：“不要像（庸俗）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4]同时，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就不仅关注市场价格等现象，而且要深入到其背后隐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分配等本质；不仅探究静态的收入分配等经济性问题，而且要分析分配制度的起源和演化等社会性问题。
譬如，马克思就坚持继承从人的劳动以及劳动对财富的创造出发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如马尔库塞指出，“经济学（也）正是通过劳动概念而回到了更深层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的领域——亦即，对劳动概念所作的每一次彻底经济学的讨论都要求回到这种基础的、超越经济学本身的领域。”[15]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第一个抛弃的就是对劳动本质的分析，用简单的供求来分析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或者最多把劳动视为一个外在的投入要素，从而把价值转换成了价格问题。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把经济现象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考察经济现象背后基于利益分配的价值判断，从而浸透着对社会正义的关注；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孤立地看待经济现象，从而日益成为脱离“人”的学问，并走上了机械而形式化的道路。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森对古典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源泉方面就很感兴趣，并且通过对价值理论（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的关注而逐渐认识到相对价格理论的缺陷；相反，在他看来，由于在价值理论的视野里有规范性价值判断的因素，因而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一项成功是否有社会意义。
五、中国经济学界被扭曲的二元学术结构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存在用于解释和观察现象的参照系，但这两种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设立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成为社会改造的指南；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设立的是一种抽象假设，它仅仅是出于现象解释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逐渐蜕变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与政策无关的学科。”[16]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指出，科学的目标在于：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与此同时，尽量减少或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一般地，一个理论解决的问题越多越重要，那么，这个理论就越好、越完善。显然，就解决问题这一目的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更有意义，其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具分析力。
同时，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这一学科特性来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也更为符合“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一致”的要求，它比新古典经济学中割裂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的分析路线更全面。究其原因，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把经验和超验联系了起来，不但可以探究长期的理想状态，也可以通过权力结构等因素来考察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异形态；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基于不同的引导假定形成不同的解释共同体，且这种引导假定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正因如此，我们说，如果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成是注重表象之“道”的话，那么，马克思经济学则更看重事物内在之“理”。
当然，两大经济学范式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分析差异，在于两者赋予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者不承认现状的合理性，而是认为，现状深深体现了强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对社会事物本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希望改造世界。显然，这就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讨，它所预设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供求均衡而合理化了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从而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的学说，而不是为改造现实社会服务；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是为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及行为提供解释，相应地，它仅仅是出于给人以观察的视角才设定了一个标准参照系，这种参照系也根本不是它希望能够且努力实现的理想状态。究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接受了实证主义和“私恶即公益”的基本思维，在供求分析框架下把基于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存在视为是合理的，从而缺少了批判的力量和本质的探究。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式下，“私恶即公益”以及一切皆性恶的“经济人”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大胆假设，而其小心求证就专注于以极端稀缺下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物性的本能来为其假设进行注疏。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发展并强化了源于19世纪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用力量博弈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而忘却了基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本身是体现了强者的意志，从而往往偏离了本质，强化了社会的异化倾向。
事实上，社会制度的设立必须充分体现时代对社会正义的认知，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从而经济学本质上要关注穷人的福利提高；相应地，涉及公共领域的观点和理论往往牵涉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和立场，从而经济学的研究根本无法照搬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因此，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应该看到现象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存在什么问题；就经济学家而言，它的社会职责不在于私人领域的如何发财致富，相反，如何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以使得人类的行为更加合理才是其根本任务。也即，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怀有对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而且，只有心中存在这样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所在，才能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关怀精神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探索，人类社会才能持续进步。加尔布雷思就强调：“试图把经济和政治及其政治意图分离开来，完全是无意义的。它也遮掩了经济实力及其意图。它还是经济决策和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经济学说史的每一本书籍都包含了这样的希望：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成为一门更大的学科——政治经济学。”[17]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撇开权力关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伦理等因素而孤立地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整体性的，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需要关注理想状态设定的合理性。
不幸的是，尽管由“道”及“理”是认知的深入，重视“理”的探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特色和优点；但是，正如中国的宋明理学由于政治化而窒息了“理”的多角度探究一样，马克思提出的“理”也由于与政治过分密切而被教条化了，从而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蜕变为某种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正是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往往热衷于宣传马克思提出的具体理论，从而使得其内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带上很强的说教特点，以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流行的社会正义、公正以及道德伦理等概念都已经被严重政治化了。结果，出于对这种极端化政治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动，一旦形势出现松动，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冲击的学者马上就抛弃了原本适合当前中国的本质上具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更为不幸的是，尽管社会大众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所宣扬的那一套政治化伦理价值的乌托邦性质，认识到工资的等级制并不是真正的公平，也深深意识到在消灭金钱不平等的口号下所导致的特权不平等的加剧；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不是去以道德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理论、视野和认知去重新去理解社会正义、民主法治以及社会和谐的内涵，去审查传统的社会正义、公正以及道德伦理的缺陷。
相反，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将经济学中的伦理学内容整个地抛弃了，并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无伦理性，从而也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弃了；与此同时，他们毫不迟疑地迅速皈依了那种看似“客观”而“科学”的主流实证经济学，极力地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价值观下将施政的结果视为立法的依据的同时。这样，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就呈现出这样的二元学术结构：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各种现状的实证，这仅仅停留在“道”的层面上，从而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非常肤浅和短视的，也造成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困境；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热衷于“主义”和“立场”之争，特别是在学术与政治联结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继承马克思当年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挖掘，从而带有较强的教条性，也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前社会问题认识不足，更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显然，如果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由于固守马克思的传统观念而显得较为教条的话，那么，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在机械地照搬一些教材上定理的基础上而作一些依葫芦画瓢的实证研究就妄图解释、预测和处理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就是非常肤浅的。
事实上，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关注的却是私人领域，并极端地把自然界的“适者生存”观应用到人类社会，从而为强势者服务、为既得利益者辩护，这种单一化的价值取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显然，正是基于这种研究取向，他们为了所谓的“客观”而放弃了社会理想，热衷于通过细枝末节的微观实证来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提供经验支持；否则，这种理论就根本不会为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甚至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例如，1995年大卫.卡德（D.Card）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克拉克奖，以表彰他通过相近的经验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适度上调对低工资的就业率影响很小，甚至其影响不能察觉到；但由于这个证据损害了劳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观念，因而卡德受到了来自《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以及顶尖经济学家如索维尔（T.Sowell)、布坎南等人的指责，他的理论也被视为是异端邪说而不是一个科学体系。[18]在中国社会这种情形也非常普遍，任何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剖析和怀疑的文章都很难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显然，这些学者在努力挣脱惟上之说教的同时却迅速跌入到了媚俗之说教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化的研究取向。正因如此，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撇开权力关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伦理等因素而孤立地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整体性的，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需要关注理想状态设定的合理性。
六、结语
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和社会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深刻印象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普尔这里的解释就是指因果性的解释。显然，基于这一目的，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这一基本路线：事物的本质应该怎样，事物的现状实存如何，从本质到现状的异化是因何形成，异化了的事物现状导致了何种危害，采取什么途径可以防止这种异化。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同时又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理想出发，站在更高社会形态的立场来审视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从而摆脱了公平正义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二元观。布拉德里就写道：“所有的道德都是而且必定是‘相对的’，实现的本质是历经各阶段的演化，因此某一阶段的存在都不是最终的……另一方面，所有的道德都是‘绝对的’，因为在每一阶段，人的本质都得以实现，只不过是不完善的实现：区别于相对道德的正当特性并没有消除，因为从更高阶段来看，我们会发现较低阶段并没有完全实现真理。”[19]
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数字之间关系的层次上，不能仅仅限于对现状的实证，更不能把存在视为合理的。相反，任何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本质，而本质则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这不但需要人的主观认知，而且要建立在完美的逻辑基础上。同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应该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科学的分支，至少应该实现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统一。不幸的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抽象化研究的盛行，规范的内容的思维被逐渐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了。特别是，随着学术界功利主义的盛行，流行的研究就蜕变为简单地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究其原因，基于自然主义的基本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了经济学理论的客观化，而与这种“科学化”取向相适应就使得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和计量化。相应地，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经济学盲目地与实用主义相结合，致使理论探索逐渐被抛弃，而整个经济学都凸显出越来越严重的庸俗计量化的趋势。
当然，对事物本质的认知程度以及对现状成因的分析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拥有的理论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能够旁征博引从更全面视角分析问题，并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事实上，对一个学者来说，提高认知和提出洞见是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理想和诉求，正因如此，在欧美学术界广泛流传着“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看不起搞财务的，而搞财务的又看不起搞会计的”之说，欧美学者也大多研究注重自己的创见和思想。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这种顺序却完全颠倒过来，舆论往往把那些长期从事实证或调查的人当成当今社会的“大”思想家。试问，像《经济研究》这类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多少是真正有关理论探讨的？那些计量实证文章又有多少是客观和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界的文章从投稿开始到发表往往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文章会经受多种严苛的逻辑一致性和经验事实的检验，因而西方学术界那些有价值的计量分析文章往往是有某种价值的，是可以经受长期的实践经验；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计量文章往往几个月后一旦热点过去就很快过期了，甚至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过期了，谁也不会真正去作认真的逻辑检验，至于是否能够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更是没人理会。
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务实”作风，中国经济学界那些计量实证文章往往都急于在短期内发表，否则就很难有发表的机会了；因为不但很快就没有人再关注它，而且也很快被经验事实所证伪。试想：中国那些实证分析的文章对股市、房市、经济增长等等作了如此多的预测，其中又有多少有丝毫的预测力呢？正因为如此，那些充分实证分析的文章也很少有人看，尤其是很少有其他专业或社会大众看，除非一些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数据资料或在此基础上炮制另一篇计量文章的青年经济学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经济学刊物上充斥了从文章到文章的封闭式“研究”。计量文章的时效性如此之短，更逞遑那些针对热点问题的计量实证著作：这些著作中的结论在成书之前就已经被社会现实证伪了；正因如此，那些从事计量经济学的人就很少出专著，并将自己的态度推广而蔑视所有的经济学专著。当然，为了评定职称或者课题结项等，还是有人花钱将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扩展成专著出版，因为这不仅使用的是“公家”的出版资金，而且反正也因为没有人看而免受批评，中国社会针对这种恶现象的真正书评太少了。所以，我们从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和取向中就可以发现问题了：一项研究或一篇文章的生命如此之短，那么，它会有什么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吗？显然，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如此短视，而计量分析工具又为这种短视学风提供了生存舞台，这种误导导致经济学界的学术精神日益匮乏，真正的理论探索也越来越不可得。
[1]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 迪梅尼、莱维：“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硬科学吗”，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转引自胡佛：“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与经济学的方法”，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转引自胡佛：“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与经济学的方法”，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6] 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J.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
[8] 朱富强：“企业规模边界的系统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的视角”，《财经研究》2007年第10期。
[9] 参见朱富强：《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57～159页。
[10]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11]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16页。
[12] 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3] 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夏业良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14]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p.70～71.
[15] 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1页。
[16] 哈奇森：“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和方法”，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8] 参见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19] 转引自塞耶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