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金融业的开放
：市场的边际开放原则审视
朱富强
按：当前中国政府做出了扩大金融开放的决策，但这决策一出台就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国外尤其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这是中国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决策，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能力。撇开这些众说纷纭的说辞，我们如何确立清晰的认知呢？笔者20年前阅读李斯特著作时提出了一个针对欠发达国家如何在市场开放中提升经济效率和产业升级的边际开放原则，这对认识当前的金融开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因而这里张贴出来以供批评，主要内容摘自《经济增长的逻辑》的第7章第5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一、引言
市场边际开放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对比落后国家各产业的国内外竞争优势指数，这个竞争优势指数主要依据技术水平、规模经济及其他发展状况等编制，某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最高竞争优势与本国竞争优势之差就称为竞争优势差距；其中，最小的竞争优势差距称为边际差距，呈现边际差距的产业也就是边际产业，而竞争优势差距最大的产业则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产业。相应地，落后国家的市场开放就应该遵循这样两大原则：（1）就世界上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的产业而言，国内外的竞争优势差距往往并不大，那么，落后国家就应该先行开放那些竞争优势差距最小的边际产业；（2）就国际已经兴起而国内还在起步的未来产业而言，国内外的竞争优势差距往往很大，那么，落后国家就应该完全开放那些竞争优势差距最大的未来产业。
也即，落后国家的市场开放应该从竞争优势差距最小的边际产业开始，其一般顺序是：将国内外优势差距最小的，从而最具竞争力的且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和技术含量高的边际产业先行开放，随着这些产业相对成熟并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再依次开放新的技术差距最小的边际产业，以此类推。因此，这就被称为边际开放原则，它按照产业的优势特征对一国的市场开放顺序给出了一个基本路向和指导。当然，不同产业的开放过程和程序上存在差异，也就意味着，国家对不同产业的保护力度和程度也存在差异，因而边际开放原则从另一个侧面又可以被称为边际保护原则。
二、双头开放原则
边际开放思想的开放顺序是从差距最小的边际产业以及差距最大的未来产业两头开始，而竞争优势差距居中的其他产业则根据其他条件的成熟度而相机进行次第开放，因而这又被称为双头开放原则。譬如，就林毅夫所指的“弯道超车型”产业而言，它兼具两大特征：（1）它是源自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家开始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往往巨大；（2）它又是研发周期较短而升级换代较快的行业，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的扶持下往往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同时，高频率的升级换代使得“弯道超车型”产业往往难以形成长期垄断。为此，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弯道超车型”产业就可以实行完全开放。
（一）两极产业完全开放的逻辑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开放中的双头开放原则，这里以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这两极产业为例作一说明。
首先，就那些已经成熟的夕阳产业而言。这实际上是竞争优势差距较小（或最小）的边际产业，因而应该率先开放。这类产业的主要特点是：（1）这类产业的技术水平已经基本成熟，技术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比较容易，技术水平在未来也很难有较大提升；（2）这类产业的市场需求也已经基本稳定，市场竞争主要取决于产品差异化和销售本土化，市场规模在未来也很难有较大拓展；（3）这些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在国内外之所以存在不少差异，主要不是源于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是源于组织管理、产权界定等方面的激励和约束等因素；（4）受传统文化、社会体制等的影响，组织管理之类的障碍很难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自我革新而得到克服。为此，对这类产业实行完全开放，就可以带来这样一系列的好处：（1）通过外来资本的引入而对该产业的本土化发展注入积极动力，因为资本的输入往往会伴随着相关技术和管理体制的流动；（2）这类产业完全开放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可以充分利用目前还大量存在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3）这类产业开放后，政府就可以将其有限资源投入到更有发展前途以及更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可以集中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当然，在完全开放后，这类产业的国内市场很可能会暂时被国外企业所控制，但本土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就可容易地重新控制这类产业。究其原因：（1）这类产业的技术具有明显的成熟性和较高的流动性，（2）本土企业对国内环境更为熟悉；（3）本国消费者对本民族文化也更为认同。事实上，中国近代发展的史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缺乏自主权和对内缺乏理性力，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曾被外国资本或洋行所垄断，但曾几何时，华资在众多领域就迅速取回了控制权，就取代了洋行而在中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其次，就那些正在兴起的朝阳产业而言。这实际上是竞争优势差距较大（或最大）的未来产业，因而应该实现完全开放政策。这类产业的主要特点是：（1）这类产业尽管已经在国外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仍属于空白；（2）这类产业代表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发展中国家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3）这类产业的技术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呈现出跳跃式发展路径；（4）这类产业的市场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需要与具体的地域、文化和习惯相结合。之所以要对这类产业实行完全开放，原因就在于：只有实行开放，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才能认识到世界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才可能更好地了解、熟悉这类产业的技术特性，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造而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最终更好地实现产业和技术的本土化发展及应用。相反，如果试图在市场封闭的环境中依靠完全的自力更生而在零起点上发展和培育这类产业，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乃至遥遥无期的过程；即使在封闭环境中自主创造了这类新产业，但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已经对同类产业进行了多次的升级换代，以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根本不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工业品的严重落后中得到充分的证实，也可以从古巴和朝鲜的工业制造品的发展现状中窥见一斑。同样，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社会至少在明代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有的学者甚至将之推到战国时期，但长久以来却没有自发产生出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出现李鸿章所谓的“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才开始工业化之路。相反，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就更容易把握住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并由此取得令世惊叹的经济奇迹。其实，每一代的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的范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法国，19世纪末的日本、德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东亚“四小龙”等。
（二）开放如何促进产业升级
上面的分析指出，处于两级的产业应该实行完全开放，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开放的实然结果如何？这就对应了两大问题：（1）通过引进和模仿最终能够完成产业的发育和升级进而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吗？（2）一国如何通过市场开放而推进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提升？这里以信息产业为例作一剖析。
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事实上，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日益与信息联系在一起，这个信息包括基础性或应用型技术的最近进展，也包括消费者的偏好或者新市场的开拓，等等；此时，知识爆炸使得旧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呈日益加速的趋势，即使原先曾经非常领先的技术和高度适应市场需求的产业也可能很快走入历史，曾有的贸易优势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新的问题是，落后国家如何才能获得促使产业发展和升级所需要的充足信息呢？显然，这就需要市场开放。只有在开放环境中，才能获得有关新产业发展方向的充分信息，才能恰当地把握世界最新技术的契机，否则就会越来越落伍而无法跟上时代步伐。同时，适应性预期理论表明，即使前面几次预期发生了差错而导致决策的失误，但随着适应时间的延长，信息也会趋向完全化；相应地，预期就会逐渐变得更准确，决策也会逐渐变得更精准。拓延到产业的培育和升级中，在产业升级进程的最初阶段，落后国家很可能会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和落后状态，但是，本土企业借助于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及在本国市场的地利和人和而最终将会实现赶超，甚至可以利用发展不平衡原理而实现超前发展。以近现代中国银行业为例，如果没有西方现代银行涌入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中国金融业迄今可能还是由钱庄或票号统治着。事实上，自宋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纸币，但只是由于西方银行的进入，纸币才最终得以取代金属货币，期间还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大力度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同样，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我们小时候抽水马桶、液化气炉乃至方便面等都是很少见的，更不要说个人电脑、无线电话乃至高速铁路了，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已经与国际水平实现同步了。因此，全面开放国内还处于空白的产业，往往有利于降低自身的学习和研发成本，缩小相应产品和技术在传播和升级中的时滞，进而产生一种植入型的制度变迁。
其次，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类产业在先进国家也正处于成长期，其技术就不能轻易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为此，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也就是林毅夫的有为政府思维。政府至少可以做两方面的工作：（1）政府可以积极展开国际谈判，只有那些愿意转让技术的企业才可以得到工程或订单，也可以推出差异性的投资和生产优惠措施，诱使企业将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生产以及技术研发迁移到中国；（2）政府可以集中精力重点扶持某些具有重大发展前途的产业，这类产业往往符合由国内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也与后天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投入有关。事实上，这种产业政策几乎是所有现代国家都在使用的，只不过有的国家更在乎短期的就业岗位和利润回报，而有抱负的国家更加注重产业和技术的根植性和长期发展潜能。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往往更看重前者；究其原因，当政者首先要确保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即使面临卸任也会努力促使本党候选人当选，而选民更关注与当前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更关注短期工资、工作等带来的福利，这是体验效用所表明的。相反，像中国这样长期由一党执政的国家，政府更有能力进行长远的产业规划。事实上，无论是日本还是东亚“四小龙”，它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腾飞，就与长期的产业规划密切相关，而这又有赖于它们都有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相反，随着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逐渐走上由选举决定的政党轮流执政体制，长期的产业规划就难以进行了，这也造成这些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当前社会经济的困境。
三、边际开放原则
在上述两类产业之外是大量的居中产业，这是国内外竞争优势差距存在明显差异的产业，因而应该基于边际原则逐次进行边际产业的开放。这里继续作一解析。
（一）居中产业次第开放的逻辑
一般地，居中产业的主要特点是：（1）这类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并且正在成长，因而国内外技术差距并没有大到不可跨越的地步，通过一定的保护措施和自身努力在短期内是可以缩小乃至赶超这种技术差距的；（2）国内外的技术差距严重制约了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技术差距越大的产业就越缺乏国际竞争力；（3）此类产业也存在差异化产品，技术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产品差异化创新以满足特定市场的需求；（4）此类产业的数量众多，市场规模庞大，全部开放可能对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相应地，对这类产业实行基于技术差距度的次第开放，主要考虑也在于：（1）既要给这些产业以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压力，又要避免整个产业被更具优势的外国企业挤垮；（2）那些技术差距较小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往往也更有能力承受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更有能力实现技术赶超；（3）那些技术差距较大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如果被强迫置于国际市场竞争中往往会因为不具有自生能力而迅速破产和倒闭，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崩溃。在这里，边际开放原则与李斯特有关农工社会开放的有关论述相通，都强调只有在相近地位上本土企业才能与发达国家企业进行平等竞争。
事实上，这些竞争优势差距较小的产业往往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以致该产业的相关企业也具有了一定规模；进而，在原先的市场保护下，这些企业有或多或少的垄断优势，从而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和资本积累。相应地，如果听任这些产业的企业坐享垄断利润，就潜含了一系列的问题：（1）这些企业在国内往往缺乏有力竞争者，从而就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内在动机；（2）这些产业在缺乏竞争压力下也会出现诸如组织管理涣散、贪污腐败滋生、寻租活动涌现等问题。与此同时，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又有很多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只是由于保护屏障的存在而暂时无法进入国内市场并形成实际竞争，但是，国内市场开放进而激烈的国际竞争终归会到来，这些长期受到保护而缺乏创新的产业与国际上的技术差距届时就会不断扩大。以金融保险业为例，它们因明显的垄断性而产生丰厚利润，由此也滋生出严重的腐败现象，普遍盛行着拉关系以及吃喝之风，乃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金融保险业员工的主要工作都不是开展正常的存贷业务或者探索新的增值业务；同时，它们也因缺乏竞争力而创新动力不足，进而产生信息化严重落后和人浮于事的现象，乃至员工数量十余倍于花旗或汇丰银行的国有银行却只有几分之一的业务量，净利润更是常常为负。显然，只有对这些产业采取适度的市场开放，才能使得相关企业面临一定的生存压力，进而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来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企业，而留下最优效率、最具进步性的企业，这对促进产业发展以及激发人的进取精神都是极其重要的。
同时，边际产业的开放往往也会促进次边际产业的开放和升级。究其原因，边际产业的规范符合国际标准后，一方面可以为关联行业带来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给相关产业带来压力。例如，金融业的开放就会对国有企业带来这样的影响：（1）通过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借贷，国有企业开始熟悉国际行为方式；（2）由于金融机构按国际规范对受贷企业进行监督，不仅信贷的条件提高，对企业的事后监督也加强，因而企业在资产-负债运用上也更加谨慎。同时，随着边际产业的开放，它所带来的前向、后向以及旁侧效应也会迫使相关行业进行改革开放。例如，就具有前向联系的行业来说，由于投入品的国际化，很可能促使成本逐步提高，从而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维持和增加竞争力；对后向联系的行业来说，由于传统客户按国际标准运作而开拓了新的投入品来源，因而自己也只能通过技术革新以降低成本才能维持生存。
（二）如何理解金融业的开放
基于边际开放原则，我们首先可以审视金融业与国有企业的开放顺序。流行的观点认为，企业机制的健全是金融开放的微观基础，因而金融业只有等到企业改革取得相对成功后才可以开展；相反，如果企业效率没有得到提高，金融业的改革只会强化企业的低效率，从而导致金融业也不可能取得改革成功。但边际开放原则却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的国内外优势差距是如此之大，在无外来的强制压力（如贷款约束）情况下单凭自身的内在动力是难以推行持续的改革，从而不断缩小这种差距的。相反，根据先易后难的边际开放顺序，金融业的优先改革要相对容易得多，更不要说，规范有效的银企关系本身就是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的主要方面。关于金融业开放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参照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金融业率先被迫打开门户，但不到半个世纪，华资银行就占据了金融业的半壁江山，随后大力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从而造就出一大批新式企业。同样，基于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科勒德克总结说：“没有竞争政策的配合，私有化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没有牢固的银行体系，公平竞争也是不可能的。”[1]
当然，这里主张对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对资本账户的全盘开放。其原因在于：（1）金融业也是典型的规模经济行业，全盘开放导致金融业为外资控制将会严重影响本国的社会经济安全；（2）在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的经济全球时代，金融业全盘开放将会促生和吸引大量投机性的热钱，这只会流向股市和房市等造成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却没有帮助，这些已经为林毅夫所强调。[2]目前，国内社会大众之所以强烈反对金融开放，主要的担忧就是，金融开放导致国外游资涌入而扰乱国内经济-金融秩序，同时也会加速资本外逃和流失。例如，如果外国资金可以自由进入股市，那么一些国际金融大鳄就可能在国内资本市场坐庄而左右中国股市变动；再如，如果外国银行可以自由地在国内吸收存款并借贷给国外企业，那么，就会导致国内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失。尤其是，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出现非常不稳定的因素，这包括存在了很长时期的房地产泡沫，P2P泡沫崩溃引发的金融信心不足，股票市场的信心脆弱，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等等。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将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区分开：一方面，允许国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国内运营，并为储户和企业提供更为便捷和更低成本的服务，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并不允许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将其吸纳的储蓄或运营收益自由地由人民币转换为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也不能随意地将国际货币转换成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更不能自由地将这些投资在中国资产、利润以及存款转移出境。事实上，这方面的资本项目管制并没有放松，也决不能放松。试想：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本国金融机构的上述经营活动尤其是外汇买卖和跨境资本流动等要受到银监会等的严格管制，外资金融机构又何能例外呢？
关于边际开放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事实上，如果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一开始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层次的产权改革，那么很可能也会导致企业的大规模破产倒闭。为此，中国采用了边际改革、增量改革的方式：先不动存量，而致力于培育新的增长点，随着增量的不断增多，新的增量就逐渐成了存量，从而也就优化了存量，而原先被扭曲的存量就微不足道了。同样，在市场的边际开放中，优先开放产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增量产业，随着这类与国际接轨的产业不断增多，整个产业结构也就得到了不断优化，进而也就降低了市场开放的难度。同时，我们可以借鉴东亚“四小龙”以及德国经济起飞时的经验。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始终使其企业保持一定的压力，面临着各种紧张危机，从而促使企业不断寻求发展和创新。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东亚诸国和拉美诸国的金融危机中得到教训：一方面，日本等国对金融业过于保护，如日本因长期实行“护航保驾”的“温室袋鼠”政策，从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一直存在漏洞，金融业的竞争力也一直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泰国、韩国等国的金融业开放力度又过大，以致引入的正式制度与传统非正式制度在短期内难以相容，同时外资金融业也占据国内的一大部分市场，从而也引发了金融体系不稳定。
四、结语
对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如何合理安排市场开放的顺序，以在实现市场开放的同时有效促进产业升级，进而避免国内产业和经济遭受强烈冲击。受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和保护政策思想启发，本文将社会发展阶段转化为不同产业的竞争优势差距，并由此构建出一个指导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进行市场开放的边际原则。很大程度上，边际开放是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开放时所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是基于“先难后易”的基本常识，也是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要求，是帕累托改进的具体体现。
流行的观点往往从改革动力是自下而上还是从上到下和改革历程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来界定渐进与激进两种变革方式，但实际上，渐进方式不同于激进方式主要在于：（1）渐进变革首先从矛盾最尖锐、问题最严重之处入手；（2）渐进改革主要是在条件已经充分自然成熟或创造成熟下进行；（3）渐进改革因条件的逐渐成熟而必然具有连续扩展性。显然，渐进式改革符合演进理性的哲学逻辑，先对条件已经成熟的领域进行变革，然后创造新的成熟条件而拓展改革，从而使得改革轨迹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一般地，只要条件具备下的改革都可以被视为渐进式改革。回到产业的市场开放中，技术差距最小的边际产业最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从而也就应该率先开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和社会政治环境稳定之时，如果不利用天时和人和自主推行渐进式改革，那么，当社会环境恶化而被迫进行改革时，激进式的剧变往往就不可避免，造成的后果也将更为混乱。事实上，这可以从中日的现代化历程中得到充分的认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门户开放是主动的，从而也就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良政策；相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开放每次都是被动打开的，最后就只能导向激进的革命了。但最终，日本实现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比中国要短得多。
当然，需要指出，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边际产业的优先开放也会带来二律背反的现象。事实上，一个静止的事物在外力作用下一旦运动起来，就会产生持续运动下去的惯性，甚至还会因为其他的扰动因素而产生加速效应；此时，除非出现了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这个过程往往很难停止，也难以得到控制。社会和经济改革也遵循相似的机理：改革一旦启动，就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这导致随后的改革难以重走回头路。譬如，邓小平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革时强调要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但一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往往就会继续积累他们的财富，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不是缩小。回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一旦边际产业开放已经启动，那么，就必然会衍生出新的压力要求作进一步的产业开放，这些压力既可能是外来的更可能是内生的；与此同时，如果这些非边际产业的企业缺乏足够的竞争力，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国内市场为外资企业所占领，而其中有些产业可能对国家经济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有鉴于此，即使遵循边际原则，一国的市场开放也应该把握住一个“度”。
[1] 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2] Justin Yifu Lin,2015, Why I do not Support Complete CapitalAccount Liberalization, China EconomicJournal, 8(1 ): 8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