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阿野逸

经济学说的两类特征及其价值

：兼论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

朱富强

摘要：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思维：（1）“分”析思维，它基于特定前提假设进行形式逻辑推理；（2）综“合”思维，它基于对不同侧面的分析思维及其相关认知的契合。相应地，就形成两类基本科学命题：（1）由“分”析思维得出分析命题，它注重逻辑一致性；（2）由综“合”思维获得综合命题，它主张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进而，在“分”析路线中，假设前提改变往往会带来完全新颖的结论，这就产生了“革命性”学说；但同时，这种学说只是基于特定视角和假设而忽视其他，从而就具有片面性。相反，在综“合”路线中，各种不同侧面的学说被契合在统一框架下，从而产生了“综合性”学说；但同时，各种不同的思维和假设往往很难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就具有逻辑模糊性。在经济学说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类学说的存在，如斯密和穆勒的学说就属于综合性学说，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学说则属于革命性学说。对学说特性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两类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而更全面地审视当前流行的经济学说。

一、引言

一般地，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有两类：（1）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命题，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来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根基于逻辑一致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逻辑真理；（2）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间关系”命题，依赖经验事实来确定其真或假，这是一种根基于现实相关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事实真理。显然，由于逻辑一致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并不总相一致，因而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往往会发生背离。这里涉及何种逻辑，核心是要区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目前，流行的分析命题得出的程序是：给定一系列前提假设，然后使用严密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显然，如果给定的假设前提不同，必然就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同时，正是由于“分”析的结论根基于特定的视角和假设，从而对事物的认知就存在片面性，乃至由此获得的逻辑真理可能与事实发生严重背离；相应地，直接将这些“分”析结论或逻辑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往往就会造成“以偏概全”的严重问题。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和改造世界，就应该对事物作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知，而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将基于各种侧面的认知结合起来，从而更有效地导向事实真相或事实真理，这就是（综）“合”的思维。正是由于基于不同先验假设的“分”析往往会产生各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和学说，而将这些对立理论契“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更全面的新认知；显然，由分到合的过程也就是辩证思维，也即，（综）“合”逻辑所使用的实质上就是辩证逻辑，由此为构建“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说，“分”（析）的研究思维比较适合自然科学领域，因为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是相对独立且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解决科学技术留存的疑难，而任何人也只须掌握并应用一小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就能够享受人类物质文明之成果。相反，（综）“合”的研究思维比较适合社会科学领域，因为社会现象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而很难隔离开来，社会科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之中，学者的任务也就在于通过长期的探索以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现象，再将之传给社会大众以引导普遍的社会实践。然而，由于受传统科学哲学以及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刻意地模仿和搬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致力于在严格的分析逻辑之上构建纯理论体系，从社会现象中归纳一些不言自明的“公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形式逻辑的演绎，最终却得出了与现实无关的一系列命题。同时，正是根基于 “分”（析）的逻辑，现代经济学通过不变变换前提假设而发展出了层出不穷的理论，进而建立了各种截然对立的学说体系；相应地，就出现了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它们往往沿着特定的分析视角，设定不可通约的假设前提，并集中于不同的研究内容，从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问题是，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研究得价值在于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而绝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作展示智力的逻辑游戏；同时，基于“分”析逻辑所得出的逻辑真理往往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将其应用到社会实践时就需要非常慎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偏好“分”析逻辑的研究路线，另一方面又热衷现实应用政策，从而就产生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造成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实践上的巨大失败。因此，本文对两种学说的特征及其价值作一界分，并以经济学说史中的著名学说为例进行剖析以引导读者重新认识流行的经济学学说。

二、区分两类学说：革命学说和综合学说

从经济学说史看，经济学迄今的发展历程大致已经经历了五次革命和五次综合：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革命到斯密综合，从主观价值革命到穆勒综合、从边际主义革命到马歇尔综合、从凯恩斯主义革命到萨缪尔森综合、从理性预期革命到新凯恩斯综合。[1]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从古希腊历经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直到16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学都从属于伦理学等社会科学，15世纪末的民族国家兴起以及地理大发现促使经济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集中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革命，随后的重农主义则将关注的经济活动转向生产领域（尤其是农业生产领域）。这样，两者作为正反对立面就共同构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斯密则融合了两者而创立了古典经济学，这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中的第一次大综合。

其次，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斯密思想的同时就斯密理论中内含的一些矛盾和含糊观点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从而构成了对斯密学说的革命，如李嘉图及其门徒们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和自由贸易两大基本思想而形成了李嘉图学派，萨伊和西尼尔等发展了生产费用说而建立了主观价值论，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则深化发展了劳动价值说而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后来约翰.穆勒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正统经济学体系（除社会主义学派以外），这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

其三，在穆勒进行古典主义综合的同时，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继续对（庸俗化的）古典经济学发起挑战，而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效用学派则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根本上颠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将将古典的劳动-成本价值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就产生了经济学说史的第三次大综合——新古典经济学。

其四，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并建立了说明价格如何调节经济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对之发起了挑战，提出了由政府干预经济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一整套政策和方法，并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凯恩斯革命，随后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从而就产生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综合——新古典综合或称凯恩斯综合。

最后，在萨缪尔森通过综合而建立正统凯恩斯学派的同时，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等则努力将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李嘉图经济学相结合而构建凯恩斯左派思潮，这也被称为斯拉法革命；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则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这又被称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五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80年代，另一些经济学家又以理性预期来构筑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将货币主义、真实周期、供给主义、理性预期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五次大综合——新凯恩斯综合。

当然，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细化，经济学革命的维度就越来越狭窄，因为经济学理论所依据的假设前提越来越细微；相应地，经济学综合的涵盖面也越来越狭窄，因为将不断扩张的理论和知识契合起来越来越困难。譬如，斯密的综合基本上涵盖了他之前的经济学说，约翰.穆勒的综合开始舍弃了马克思学派，马歇尔的综合则不包括瓦尔拉斯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社会主义学派，萨缪尔森的综合进一步舍弃了古典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等，新凯恩斯综合则仅仅集中在数理经济学的少数领域。同时，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各种子学科的创设以及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学人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导致综合性思维在现代经济学中的日渐式微，进而也导致综合学说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得。加尔布雷斯就说，“在最近40年里……由于这一过程高度专业化和多样化，在细节上过于繁琐，以至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认为，自己了解的知识能够多于总体知识的极小一部分。”[1]14-15

关于经济学科的发展谱系，可以参看下图。

略

显然，基于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学说：综合性学说和革命性学说。其中，革命性学说主要是“分”析思维的产物，它往往挖掘出一条新维度并运用形式逻辑展开严密分析，由此就可以得出不同于流行认知的理论或学说，甚至会给人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显著启迪，以致给人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印象；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学说基于特定的分析维度或引导假定而忽视其他维度或侧面的分析，从而往往又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相反，综合性学说则主要是综“合”思维的产物，它看到了以往不同学说各自所具有的片面性而试图将它们都统一在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框架下，从而具有显著的全面性；但同时，正是由于它试图将不同分析维度下的结论契合起来，从而往往又会存在逻辑上的含混甚至矛盾，以致给人一种发育不全和缺乏生命力的印象。也即，革命性学说往往呈现出强烈新颖性和极端性，而综合性学说则呈现出某种的全面性和中庸性。

相对应于不同性质的两种学说，学者也可分为两种类型：学说的开创者和学说的综合者。同时，两类学者之所以抱有不同的研究思维，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一般地，学说的开创者主要开辟出一个全新而又单一的视角并由此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学说体系，这往往依赖极具创造性的思维、天赋的灵感以及革新的精神，而往往并不需要渊博的知识结构；同时，在同一时期往往存在基于不同的维度展开分析的学者，从而使得先驱者往往会同时产生多位而并非一位，他们相互争论和应和以至形成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相反，学说的综合者则往往不是奇妙的灵感突发者以及伟大的思想创造者，而更主要是拥有渊博知识、惊人视界、极高悟性和条理能力的人；他不仅熟悉发生其之前和同时代的各种学说，而且能够将它们纳入到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中，从而构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体系并开创新的学术时代。在经济学中，诸如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维克赛尔、凡勃伦以及哈耶克等被称为开山之祖的经济学大师们，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学说体系与其说是个人的全新创造，不如说是对人类所积累思想的梳理和总结，以及对前人思想中精微之处的深化和发展。

同时，革命性学说的倡导者往往具有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来阐述和发展这种学说，因为他们往往自信有了重大意义的新发现，如古诺、戈森、杰文斯、威克斯蒂德、瓦尔拉斯、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以及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相应地，在这些先驱者的领导和努力下，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学说团体；这种学说的信徒们也乐于接受和维护这种传统智慧，从而滋生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从经济学说史上，那些盛行一时的经济学流派都是如此，如魁奈领导的重农学派、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弗里德曼引领的货币学派、卢卡斯引领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其他的萨伊学派、李嘉图学派、凯恩斯学派等。与此同时，由于革命性学说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极端性和明显的片面性，从而也就必然会遭到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并由此发展出在思维和理论上都相对立的其他学说和学派。譬如，萨伊学派与李嘉图学派相对立、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相对立，凯恩斯产生了对立的哈耶克，萨缪尔森则有对立的弗里德曼等。

当然，由于革命性学说是对不适时宜的旧学说和流派的挑战和替代，从而在发展之初往往会蒸蒸日上乃至达致日中天；此时，反对意见往往不仅只是零星的和乏力的，而且还会受到革命性学说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更强大炮火的压制。例如，在重农主义时期就存在很多反对意见：依然坚持过时的重商主义者，如斯图亚特；经验主义的信奉者，如休谟、洛克等；主观价值论的探索者，如加利安尼等。但是，所有这些思潮都受到重农主义者的驳斥和围剿，重农主义的信徒往往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且认为这些真理对所有人都是不言而喻的，除非那些无知和邪恶之人除外；为此，他们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甚至指责那些不信其学说的人为智慧的盲人。同样，在凯恩斯经济学鼎盛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都皈依凯恩斯学说；在理性预期革命如日中天的20世纪 80年代，美国社会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中青年宏观经济学家。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美国经济学家T.G.Buchholz则说，“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2]240

相反，综合性学说的完成者对待自己的学说则要谨慎和低调得多，他更清楚自己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知识和文献，从而并不愿意过度宣扬其学说的价值。例如，斯密一生写下了不少书稿，但仅仅出版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而且，对那些未曾完成的十多卷手稿，斯密在去世前不久还坚持要遗嘱执行人等面销毁。1895年，斯密学生所做的上课笔记被发现，后经E.坎南编辑出版了《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1958年，又发现了斯密有关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义，后来格拉斯哥大学在1976-1983年出版了《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全集》（6卷）。穆勒、马歇尔等也是如此。正因如此，这些综合者的创见往往会遭受忽视，而其矛盾之处则往往会遭到批评者的刻薄对待。例如，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也因斯密教条、人性悖论以及多重价值论而受到诸多质疑。波普尔批判亚里士多德“妥协的倾向与挑剔前辈和同侪的倾向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成为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著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3]3“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却是枯燥的系统化”。[3]4罗斯巴德刻薄地宣言“穆勒不断膨胀的知识‘综合’简直就是一堆包含了多种相互矛盾观点的厨房垃圾。”[4]443

然而，尽管综合性学说往往因缺乏激情和创见以及充满含混和矛盾而备受诟病，学说综合者也被讥笑为折中主义者和平庸主义者，但根本上说，人类思想正是通过总结、提炼和综合才得以传承和积累，而学说综合者正是承担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一般地，由于拥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的根底，学说大师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更加深入和细致，对问题的洞悉和揭示也更加深刻和周全；不过，尽管他们积极汲取人类所积累的深邃思想和认知，但在现世社会中却往往显得孤寂，也很难以为世人所理解。有学者曾指出，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哲学上如此，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决不能掠夺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这些经济学大师，也不能忽略配第、休谟、边沁、李嘉图、西斯蒙第、李斯特、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霍布森、维克塞尔、哈耶克以及罗宾逊夫人等人。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也没有跳出斯密、马歇尔、马克思以及凯恩斯所建立的体系。同时，只有经过这些博学大师的整理和阐释，人类思想才能最终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转化为人类的常识，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不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也不是普罗大众的阶级史，而是大师们之间的思想传承史。

事实上，现代人往往倾向于批判“中庸”，乃至 “中庸之道”成了迂腐、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但殊不知，“中庸”乃是人生的大道，体现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法则的最高境界。程颐对《中庸》注解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的加注则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也就是说，“中”一直代表着“天下之正道”，庸则代表着“天下之定理”。所以，孔子才会感慨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庸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二章》）。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中庸在西方也被视为黄金行为律。亚里士多德就将“中庸”概念提升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指南，并以此来构筑一套观念框架以便有效地掌管经济活动。例如，“勇敢”是一种相对于畏惧的正常状态，是介于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则是一种相对于感官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介于放纵和无欲（冷淡）之间的中道。相应地，经济学中，在利润和亏损中间的中庸价格就是正义价格，零售业的贱买贵卖与高利贷一样都应遭受贬斥。

因此，我们应该对两类学说及其基本特性作一全面的审视，尤其要区别两者在认知启发和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差异。事实上，罗素就对这两类学说做过简要的区分和说明，在他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学说来自对现实的归纳，从而具有（综）“合”的特征；相反，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学说来自对逻辑的推理，从而具有“分”（析）的特征。同时，这两种学说的特征具有很大差异。罗素写道：“在洛克或休谟，根据对大量事实的广泛观察，得出一个比较有限的结论；相反，莱布尼兹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个演绎巨厦。在莱布尼兹，假若原则完全正确而步步演绎也彻底牢靠，万事大吉；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罅，就会坍倒瓦解。反之，洛克和休谟不然，他们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塔尖不是朝下，是朝上的；因此平衡是稳定的，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 而不至于完全遭殃。”[5]192显然，由于革命性学说开发了新的观察角度，从而对认知思维的开阔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相反，综合性学说则致力于将不同维度的观察契合起来，从而对改造社会的实践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这样，通过对两者学说的辨析，就不仅有助于树立对待经济理论的正确态度，而且有助于引导学术研究的合理走向。

三、全面与含混的综合学说：以斯密、穆勒理论为例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综合性学说的特性和价值，这里以斯密和穆勒这两位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的学说综合大师为例作一解说。

（一）斯密学说的综合性

斯密的《国富论》往往被称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实际上，它与其说是一个原创的革命性学说，不如说是对其前辈和同辈的思想综合和诠释而形成的综合性学说。斯密所处的年代正是启蒙运动时期，他充分继承和吸收了前人有价值的众多观点，并将之嵌入进自己的中心思想中而糅合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统一学说体系。事实上，斯密不但熟悉古典主义先驱配第、洛克、休谟等人的观点，熟悉巴尔本、诺思这些“反重商主义”作家的思想，也熟悉斯图亚特、柴尔德、戴维南特等人的观点；斯密不但熟悉德国和意大利的官房学派观点，也熟悉坎铁隆、魁奈、杜尔阁等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更直接继承了孟德维尔、哈奇森、贝克莱等人的思想。此外，斯密还与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相熟，如瓦特的车间就在格拉斯哥大学附近，而当代化学和地质学的奠基者布莱克和霍顿则是斯密的密友和遗嘱执行人。

例如，休谟是斯密的苏格兰同乡和亲密朋友，休谟的功利主义哲学、经济个人主义信念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容性信念等都对斯密的影响甚大；重农学派对于天赋自由体系的推崇帮助斯密强化了他对于自由放任的偏爱，斯密的非生产性劳动思想也来源于此，斯密也彻底地发挥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概念。就斯密的具体理论而言，例如，劳动价值论可以追溯到配第、魁奈、阿奎那以及其他一些经院学者，“分工”一词是哈奇森杜撰并在色诺芬、柏拉图等人那儿已经被广泛理解，异化观可以追溯到卢梭和弗格森，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杜尔阁，自发秩序则体现在孟德维尔和坎铁隆的著作中。[6]137所以，熊彼特说，“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的‘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7]294

同时，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也是对他以前的两大学说体系的综合。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中世纪开始瓦解并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方社会相继存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者虽有时间上的错落，但又相互交叉，最后都为斯密所吸收而汇集成古典主义。如最早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引入英文文献的斯图亚特，曾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试图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不列颠人，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同样，作为古典主义先驱的配第，也曾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也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痕迹。当时，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对立包括：（1）财富的对象是货币还是商品；（2）财富的来源是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3）一国经济根本上应该注重对外贸易还是生产制造；（4）实行贸易保护还是自由放任；（5）征税的主要对象工业品还是土地；（6）哪些劳动是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7）什么才是“净产品”。在此，斯密等积极吸收了重农主义的创见，如（1）关注生产领域；（2）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反对政府的干涉政策；（3）主张自由贸易；（4）主张对地租征税；（5）基于“物质”维度对生产性劳动的界定。但同时，与法国重农学派彻底否定商业的作用而转向自然提供的纯产品不同，斯密则致力于在保留商业存在的情况下发展制造业，从而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新兴工业革命进行综合和互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古典经济学。

因此，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并不体现在个人的创见，而是源自对前人思想的综合。熊彼特就认为，斯密辛勤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但真正提供的理论却并不多，也不复杂，甚至丝毫也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但是，斯密却很好地将那些先驱者的思想统合起来。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指出，“尽管每一位古典经济学先驱都看到了问题的不同方面，但是没有人能够将决定国民财富的力量、培育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宜的政策惠及通过市场力量有效协调大量就拒绝测得方式，整合成一个全面的观点，形成单独的一本书。”[8]84进而，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这点理论却得到了极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7]284正因如此，后人仍然高度评价斯密的学术贡献。熊彼特写道：“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7]281

可见，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承担起了“为往圣继绝学”的角色，更应该被看作经济学学说史上的第一位学说综合者而非思想革命者。海尔布隆纳就说，“严格地说，它并非一部‘原创性’的著作。洛克、斯图亚特、孟德维尔、配第、坎铁隆、杜尔阁，以及先前提过的魁奈和休谟等一连串在斯密之前的观察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和斯密很接近。斯密汲取了他们的思想：在他的专著中所提到的作者超过100人。然而，其他人只是在某处钓鱼，斯密则撒下了天罗地网；他人厘清了个别议题，斯密却阐明了全貌。《国富论》虽然不是一部原创的著作，但它无疑是一部杰作。” [9]37-38马歇尔也指出，“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10]403普雷斯曼则强调，“斯密仍被世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这一称誉并非源于他富有创意的观念和经济学分析的技巧，而是源于他将资本主义确立为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一种经济制度。”[11]42然而，也正因为斯密学说的综合性和折中性，它也受到后来一些学人的猛烈批判。例如，罗斯巴德就说，“在斯密享有的崇高声望与他对经济思想所做出的值得怀疑的贡献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12]677 “斯密并没有发现经济科学，不过他确实创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对于一个范式的创造者来说言犹未尽和充满混乱常常是有利的，藉此他可以为那些企图澄清和系统化大师的贡献的弟子们留下发展空间。”[12]680罗斯巴德甚至宣称，斯密“没有提出任何正确的原创性的东西，他所提出的原创性东西都是错误的”。[12]678

（二）穆勒学说的综合性

最为典型和伟大的学说综合者是约翰.穆勒。约翰.穆勒可能是学说史上最为博学和智慧的一位，他在父亲詹姆斯.穆勒的严格管束和教育之下几乎学会了当时人类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在智力上也比同龄人早熟了大约25年。在经济学方面，穆勒也接受了各方面的思想，如他从小就与父亲的密友边沁和李嘉图交往，不仅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深刻印象，而且接受了李嘉图《赋税原理》的最初经济学教育，15岁在萨伊家住了一段时间而受到萨伊的熏陶，在法国期间也与傅立叶、圣西门等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建立了联系，尤其是受到孔德的影响，也曾与寓居伦敦的马克思有过接触和交流。为此，穆勒博采众长，系统梳理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学说，融会了几乎所有的有价值思想，努力详细而准确地阐明各种经济观点；同时，又不时补充自己的独特见解，也是经济学说史的最为广泛的一次大综合。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旨趣就是适应时代要求以及新进思想的“现代《国富论》”，包括两方面：（1）包含李嘉图主要著作的更完整、更系统的原理系列，因而出版后作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长达60余年，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出版；（2）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熊彼特认为，“穆勒的《原理》一书不仅是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成功的著作，而且完全有资格充当这个时期我们所谓的经典”。[13]230罗斯巴德也认为，约翰.穆勒“是使李嘉图学说在衰退20年之后重新取得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人物。”[4]442正是约翰.穆勒的努力，古典经济学才综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同时，穆勒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也拥有超群的智力，因此，他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思考，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够高屋建瓴并且成就显著，其著作也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例如，穆勒的《逻辑学》一书所提出的归纳法原则至今还为学术界所遵循；《论自由》一书所提出的自由原则依然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潮的麦加；《功利主义》一书迄今依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代议制政府》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有关议会民主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英国以及欧美各国的专制制度都产出重大影响；《妇女的服从地位》基于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对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索，论证了自由选择职业、参与公平竞争对女性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则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一直到1900年都是英国和美国大学的基本教科书，同时还成为古典分析和新古典分析间的桥梁，使得李嘉图的观点和新的效用价值论得到调和。同时，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的献辞中写道：“我从他（穆勒）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当做我们的领导者。”[14]

正是由于在如此多的领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穆勒赢得了巨大赞誉。例如，斯拉基在《约翰.穆勒自传》的“序”中就写道：“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像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很少有人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比他更严格，没有人在追求正义中比他更热情。”[15]4-5哈德利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特别导言”中也写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 [16]实际上，尽管穆勒一生都没有拥有教职，却形成了一个穆勒学派的雏形，如被称为“末代古典经济学家”的凯尔恩斯、剑桥大学第一位领薪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赛特、英国哲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哲学家西季威克等都是他的信徒。熊彼特说，“他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 [13]230

然而，由于所处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折衷主义取向，尽管穆勒在很多领域都提出了有创见且影响深远的思想，但由于他的折中性，因而激进主义学者也批判它是发育不全的和缺乏生命力的。例如：（1）穆勒强调历史考察的必要性，但却以抽象的一般化方法而区别于当时蓬勃兴起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等人也否定穆勒学说的历史感；（2）尽管穆勒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演绎性，但对价值理论的重视又有别于新一代的边际革命理论家，杰文斯甚至称穆勒为蹩脚的逻辑学家。为此，马克思嘲笑，穆勒从来没有说过一件事而不同时说到它的反面。斯蒂格勒则指出，穆勒具有理解和阐述几乎任何观点的异常嗜好，而要指出一个比穆勒具有更大理论创造性的学者是困难的。对于外界的批判，穆勒也自嘲说，功利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则认为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逻辑学家认为他是一个多愁善感者，多愁善感者则认为他是一个逻辑学家；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多数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的批判更是刻薄：“穆勒不断膨胀的知识‘综合’简直就是一堆包含了多种相互矛盾观点的厨房垃圾”，“穆勒是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公民自由意志论者？一个主张国家强制道德规范的信仰者？对这些问题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他的学术立场既属于上述每个流派的立场，又哪个都不属于，而是一个万花筒，充满变化、转型与矛盾。”[4]443

根本上，是公平心迫使穆勒考虑每个问题的一切方面，即使是自己感到不得不抵制的那些观点，也要努力寻找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穆勒捍卫自由企业，但他又同情社会主义，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穆勒捍卫萨伊市场定律，但他又完全想要在“某种巨大利益”上提倡一件又一件的集体行动，并且主张政府应该经常性地干预经济；穆勒将教育作为“市场失灵”的例子加以分析，但他又拒绝承认免费的国家教育，而是主张在家或在私人学校的义务教育达到一个确定的年龄再配以国家的考试教育。在穆勒看来，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形成统一的观点。[17]137弗洛伊德年轻时翻译穆勒的一系列论文后指出，穆勒“也许是这个世纪最擅长设法使自己免受习惯性偏见控制的人。”为此，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写道：“穆勒无疑是早期古典思想的‘大师’和智慧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家为新古典经济分析指明道路的作用，总的来说，却被忽视了。”[18]153格拉斯顿称赞他是“理性主义的圣人”。即使是罗斯巴德也不得不承认：“部分地是由于他的这种异常模糊的头脑，使约翰.穆勒在英国知识界赢得了超级声望与学术地位。这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学者，一位在知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的圈子里成长起来的博学之人。不过，他也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能够在所有想象得到的观点中发现可取之处，甚至是读者的观点，而不论他们是谁。”[4]443显然，只有经过历史的漫长冲刷，穆勒的学术价值才会最终显示出来，而且这种学术地位将与时俱增。

四、新颖和片面的分析理论：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理论为例

由于分析逻辑导致专业知识的细分化和研究领域的专门化，流行的经济学说越来越多地具有革命性。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革命性学说的特性和价值，这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领衔的新古典宏观派学说为例作一解说。

（一）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在货币发行、社会产出以及通货膨胀关系上，长期存在两种观点。

（1）货币中性论。它认为，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在价格调整到同货币数量相适应之后，国家的货币存量对实体经济并不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因此，货币只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经济的均衡与否完全取决于各种实物因素，而与货币信用无关。由此，就衍生出了货币数量论：它集中于货币和价格间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发行和贷款的增加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为此，它主张实行单一的货币规则，强调对货币发行的限制。事实上，古典时期的坎铁隆和洛克以及休谟、美国学派的纽科姆和费雪、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和庇古以及现代芝加哥学派都赞同货币数量论，他们以货币数量和速度的形式提出了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

（2）货币非中性论。它认为，货币不仅充当交易媒介而且还充当价值储藏手段，在媒介资本转移、实现储蓄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货币发行和存量不仅影响总体价格，也会影响各种产品或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产量，从而会造成实体经济的变动。由此，就衍生出了收入方法论：它强调货币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认为货币的发行贷款的增加会引起流通媒介的上升，从而会引起生产和投入的变动；为此，它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强调对已有货币规则的突破和例外，这也就是收入方法论。事实上，古典时期的约翰.劳和范德林特以及贝克莱主教、德国历史学派的瓦格纳、瑞典学派的维克塞尔、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和米塞斯以及熊彼特、剑桥学派的霍特里以及现代凯恩斯学派等是收入方法的支持者，他们将价格水平与支出联系起来，将收入和支出看作是影响价格水平的因素。

在经济学术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货币数量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大多数边际主义者以及马歇尔等大家都持货币数量说。例如，古典学者就在“面纱”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而这一定律为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所接受和信奉。再如，早期边际主义者也只是将货币效用和视为对商品的购买力，而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同样，凯恩斯早期也服膺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说”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它在充分就业情形下是有效的；但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大危机使他逐渐认识到，只强调货币对价格影响的货币数量说存在着缺陷，货币还与产量、就业和工资联系在一起。为此，凯恩斯积极吸收维克塞尔等人的创见而展开对经济运行进行总体分析，开始论述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及生产水平之间的变化关系，这个转变被称为货币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流通速度不是稳定不变而，而是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关系，从而货币数量变动对物价和产量的影响都不大；但是，货币除作为媒介功能外还有贮藏功能，货币数量变动将通过利率影响货币需求和投资，再通过投资及乘数效用影响生产总值和就业。

不过，在弗里德曼的努力下，现代货币数量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并在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取得了与凯恩斯货币理论分庭抗礼的地位。弗里德曼在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通过对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经济活动之间关联的检验而得出结论：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后来，弗里德曼作了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并对凯恩斯货币理论革命提出了“反革命”：（1）从经验角度指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供给量成正相关；（2）收入而非利率对货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相应地，弗里德曼提出了其货币需求函数：M/P=f(rb,re,rp,w,y,u,dp/dt·1/p)，并认为它在短期内可轻微变动，但长期内稳定；因此，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本上归因于货币存量的变化，货币数量的增长率与名义收入密切相关。这里的长期也就是失业水平达到“自然”均衡率状态，而并非凯恩斯所说的不存在多余产能的充分就业状态。在弗里德曼看来，当政府重复性求诸于货币扩张而将失业率降到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货币幻觉就会消失，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预期的物价上涨，因而货币发行长期就会带来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所以，弗里德曼宣称，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受之影响，新古典宏观派热衷于将通货膨胀归咎于货币的泛滥，这几乎为现代经济学人普遍接受。

然而，现代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一论断是基于数理逻辑和个人选择进行演绎推导的结果，并以逐利主体具有前瞻性为前提，但它并没有考虑货币在现实传导中的结构性特征。一般地，认定货币发行会导致物价上涨的货币数量论可简单表示为：MV=PT，M变化要引起P的相应变化。其中有两大基本要求：（1）V和T是由非货币因素引起的，如新的银行业务、新的支付方式、偏好和技术变化等，它们在一定时期是一个惯常的常数，但这显然是教科书的虚构；（2）名义货币量与大众的货币需求无关，而是外生地决定的，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对狭义基础货币的控制，但这显然也并非是事实。正因为货币数量论本身是建立在一系列并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因而布劳格强调，货币主义“信念不可简化为关于在绝对价格决定上M所起的作用、V的稳定性和M的外生性这三个假定，或者任何有关货币的经济职能的坚定观点。而宁可是关于货币注入中性、调整过程速度、工资黏性、价格和利息率、债务人和债权人同一、不同收入的人储蓄和投资取向等等一整套经验假设。……甚至弗里德曼，这个当代最著名的数量理论的提倡者也承认：‘货币数量是唤起一种一般方法的术语，而不是已定义好的理论的标签。’”[17]494事实上，2003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弗里德曼更是对自己过去的政策信条进行了自我否定：“以货币数量作为目标没有成功实现过……我不敢说在今天我还会像过去那样竭力去推推行这一目标”。[19]

事实上，战后的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学说都是源于货币数量说。货币数量说是解释货币、价格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一整套理论，它认为国民收入和价格的长期变化主要源于货币供应的变化，或者说，价格的任何不稳定都主要源于货币的而不是非货币的原因。也即，当前货币数量论有两大主要流派：一是凯恩斯学派，一是现代货币主义。但两者关于从货币到价格的传导机制的分析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两条分析路线：（1）直接机制，它强调现实的和意愿的实际余额之间的非均衡导致了价格与货币之间成比例的变化，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坎铁隆和休谟等人，并为费雪、马歇尔和现代货币主义所阐发；（2）间接机制，它强调利率的下降使得额外现金注入到经济中，并通过刺激投资支出而使得价格具有上升的压力，直到恢复先前的利息率水平，这一思想可以追溯桑顿和李嘉图等人，并为维克塞尔和现代凯恩斯主义所阐发。其中，凯恩斯积极吸收了货币非中性说或收入方法流派的思想，探索了货币发行对需求、投资和产出的影响，但忽略了预期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忽略货币对长期价格的影响。与此同时，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却走上了另一极端，承袭了货币中性说和传统货币数量说的思想，强调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决定价格的变化，而货币流通量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将通货膨胀归咎为政府的财政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黄金产量的变化。显然，两者都存在片面性，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兴起则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反对大政府”的倾向。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货币主义之所以将货币变量对物价对应起来，而忽视对产量等真实变量的影响，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基于抽象思维将货币变量与长期物价联系起来。其实，在整个古典经济学时期，只有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等少数人坚持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在长期和短期中的比例性，而其他人大多至少承认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17]494究其原因，只要引入结构性分析，即使基于连结货币与价格间的“直接机制”，我们也可以揭示货币变动对物价和生产的影响。例如，坎铁隆就指出了两点：（1）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成比例的物价上涨，这涉及到货币流通的快慢；（2）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到新货币进入到哪个地方以及首先进入谁的手里，因为那些获得新货币的人往往并不按照先前的货币余额以相同的比例行事。一般地，如果增加的货币落入挥霍者的手里，他们就将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而抬高那些商品的价格，从而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反，如果增加的货币最初落入储蓄者的手里，他们就将它用作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而导致现期利率下降，从而总产出的构成将发生有利于投资的变化。为此，米塞斯将这种货币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称为坎铁隆效应，并将之与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以阐明货币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后来，这种观点又为哈耶克等继承，并成为奥地利学派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货币的变化并不以同样方式、同样程度或在同时影响全部价格。显然，货币发行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货币的流向，取决于谁是首先或最终受益者。大量的事实也表明，货币的发行也不一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可以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就指出，“货币主义者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将其论据植根于精确的数据关系。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被验证，也确实被验证了，但它没能站住脚。”[20]40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决不仅仅是货币现象，甚至主要不是货币现象。

（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说

无论是货币中性假说还是现代货币数量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理性预期说基础上：不仅政府系统的货币活动和财政活动都可以被市场主体预测到，而且市场主体充分了解经济结构并正确预测这些政策的平均影响，并按照其设想和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事实上，理性预期经济学原本就是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只是比货币主义更为极端：一群受过严格数理逻辑训练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不具备太大的进步，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学派。同时，预期也是经济分析的基础，所有学说都关注预期问题。例如，奥地利学派和瑞典学派就是基于预期而构建了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也是基于预期范畴对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与经济周期进行考察的。不过，早期使用的预期基本上是适应性的，基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严密的思考和判断，从而行为者是被动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适应性预期理论就为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了。

一般地，经济预期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静态预期，它在蛛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静态预期模型考察价格波动对下一周期产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均衡的变化；（2）外推型预期，1941年梅茨勒(L.Metzler)提出，对未来的预期不仅应以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为基础，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趋势；（3）适应性预期，1956年菲利普.卡根(P.Cagen)提出，依据对被预期的变量的过去数值来进行预测；（4）理性预期，1961年约翰.穆斯(J.Muth)提出，经济当事人为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显然，理性预期是相对“适应性预期”而言的：适应性预期就是，人们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理性预期则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并经过周密的思考而做出的一种预期，从而能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

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的《预期与货币中性》将穆斯的理性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后来又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一般地，宏观经济理性预期模型有三个主要的相互联系的成分：（1）关于经济结构的假定，包括市场主体对于市场活动的预期和其知觉间的相关性，政府官员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力和其确定货币财政政策间的关系，以及私人和政府在决定包括产量、就业、失业等总量和通货膨胀率上的相互作用；（2）关于行为主体的信息假设，包括行为主体对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对己为该结构证明为合理的过去和现在的数据的了解，行为主体基于最大化原理将一定数量的资源用于收集和应用信息。（3）自然率假说的应用性假设，主要目的是阐发信息问题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性质问题的关系。

相应地，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1）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会根据观察到的过去经验进行规律性总结，并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即使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而成为干扰因素，也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从而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2）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活及时，因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同时，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从而成为无效措施。进而，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政策结论是：（1）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政府的预期不可能较公众的预期更为合理，政府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较公众更为充分；政府总是落在公众后面，使得政府的预定政策目标落空，因而任何干预措施都是无效的。（2）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或对 “微调”政策是错误的。市场主体的理性互动将保持经济稳定和市场出清，因此，政府最好是在一些公开宣布过的、易于理解的规章基础上，建立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国民经济政策，如货币增长率、税率、预算平衡等。

同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理性预期是经济主体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自然结果，即使每个人的预期有偏差，但理性预期的误差平均为零，个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而且，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相应地，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政策就具有这样两大价值取向。（1）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政策目标，反对人为地刺激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增加，从而具有“无为而治”的思想。理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其运行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 总产量和总就业水平能够自动长期保持在自然水平之上。（2）崇尚自由经营，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理由是：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能够保证社会经济长期协调、稳定地发展，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正因如此，理性预期学派发展了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例如，在货币供给和利率方面，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公众可以预期到央行政策的后果，因此，利率不只是长期内将上升，甚至短期内下降也不可能；在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工人可以预知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措施来降低失业率的后果而要求增加工资，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不仅长期上会形成交替上升，甚至短期内也不存在交替关系。

事实上，尽管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是在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概念上的发展，但是，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卢卡斯也改变了弗里德曼开拓的研究方向。卢卡斯及其他的追随者用花销的数学模型将宏观经济学的世界扰得眼花缭乱，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做了许多奇异的发明和改造。通过理性预期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未来是确定的，失业是自愿的，数字可以替代常识。”[21]32一般地，理性预期假说包含了两大命题：（1）理性个体在形成预期时，有效地利用了所有的可获取资源，因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成预测的模型相吻合；（2）个体在预测时使用的经济模型是正确，经济模型像达尔文主义的学习过程一样会越来越精确，因而经济会按照他们所钟爱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运行。正是凭借所构建的一系列复杂高深的理性预期模型，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理性预期学者凭借对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状况来精确地预测未来事件，从而排除了发生始料未及的经济大危机的可能。问题是，理性预期假说中两大命题所依赖这样的条件：具备足够的信息量和信息具备可预测性；但显然，现实中的信息却总是在不断变更，异质性的经济主体也不是完全理性的。相应地，理性预期学说更为极端，也离现实更远。

关于理性预期学说的非现实性，举个例子说明。卢卡斯1989年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金的50%。卢卡斯虽然也相信自己可能会或诺贝尔奖，但还是不会预期这么快，于是就同意了。结果，卢卡斯果真在那之前获了奖，而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试想，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预期大师，卢卡斯对自己能否以及何时获能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期都不如自己妻子，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其理性预期假说的有效性吗？事实上，尽管卢卡斯发展的理性预期模型具有完美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但却很少能够得到现实的确证。例如，Sheffrin曾对理性预期的文献进行综述，就发现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现实预期满足理性预期定义的标准”这一观点；同时，在回顾有关利用专业通货膨胀预测的Livingstione数据集所进行的研究，Sheffrin认为：“对总序列的穆斯（J. Muth）理性判断取决于要检验的时间期间、计量技巧和总程序。有关个体反应的研究明显拒绝理性假设”。[22]21所以，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理性预期模型的预测性是出了名的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区分逻辑陈述和现实描述之间的差异，理性预期假说恰恰顺水推舟地接纳了这一模糊性。”[21]34

因此，尽管理性预期学说得到现代经济学的广泛推崇，卢卡斯的几篇论文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生的必读论文，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现实性以及实践性却应该持高度的保留。塞利格曼写道：“以往一些经济学家经常说，马克思的模型和熊彼特的模型的预测能力极其有限。即使确实如此，现代的一些模型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人宣称，一个理论只要具备内在一致性，就足以保证它的有效性了。理论家的自我设限越来越多，他们只满足于从一系列前提假设开始推演，去得出一些结论，但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开始的前提不过是一个套套逻辑。检验成了第二位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它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已经不再有建立一个与现实议题有关的学说的紧迫感了”，[23]802“在经济学思想的伟大传统当中，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对困扰着人类心灵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回应。但是在今天，只知道仅仅抱住他们那空空如也的工具箱不放的理论经济学家简直太多了，那些工具箱是他们建好了又拆掉重建的，而且是用别人简直无法理解的符号和方程的语言来描述的。他们得到的结论实质上并不能在‘文字’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东西上再加点什么。……如果经济学家当中那些数学家能够不再只为他们自己写作，而开始提供以文字表达的方程，激发所有人的思考，那将是一件大好事。这很可能会对‘文字’经济学领域产生很大的滋润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所有的理论经济学家转而关注真正急迫的现实问题，而不再是津津乐道的一杯茶的价格如何如何这种琐屑的小事。”[23]803

五、基于革命性学说的价值审视现代经济学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由于革命性学说带来显著的新颖性和强烈的震撼性，从而导致其价值往往被高估和夸大。很大程度上，革命性学说往往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极有助益；但是，由于它同时也内含了抽象性和片面性，因而直接用于现实认知往往就会导致偏至，用于指导实践更加会走上极端。譬如，经济学帝国主义热衷于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拓展到对其他社会现象的解释甚至对社会制度的改造，这对其他学科来说是一种“革命性”创新，但同时也因为其思维的片面性而得出具有明显误导性的论断，从而引发越来越大的质疑。例如，根据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一条法律条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性需求也是价格的函数，理性人在消费性时会一直消费到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人们决定结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结婚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他对单身汉的保持或者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等等。所以，社会学家斯梅尔策指出，理性“分析思路会给人根本性的误导。贝克尔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配偶的选择和是否犯罪的选择等问题时，都开始于某种假定。用这种方式，他们将非常不现实的假设条件强加在涉及到个人决策者身上。”[24]279

事实上，边际革命时期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自己的发现充满自信和自负，如戈森、杰文斯以及瓦尔拉斯等都认为其发现可以媲美哥白尼革命。果真如此吗？贝茨.克拉克的儿子M.克拉克就说，边际效用理论本质上只是套套逻辑，以致后来曾经一度自信满满的经济人现在已经退缩回自己的小天地，只能告诉那些爱追根究底的经济学家说，他怎么做决策是他自己的事情，结果他也就成为一个符号。[23]213塞利格曼也写道：“边际主义只是在形式上具体阐释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定命题，只具有有限的有效性。它本身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没有实际操作价值。”[23]374其实，边际革命之所以获得主流经济学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它迎合了当时的当政者为避免社会革命而展开的制度改良取向，将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社会制度转向个人消费，并接受了牛顿力学和科学哲学的范式而建立的一种理性学说。不过，这种理性学说在后来也一直遭受其他流派的批判，理性消费模型也为现代行为经济学所证伪。例如，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人们往往按照边际效用支付的价格，而边际效用具有递减趋势乃至为负，因而理性人对超额需求量愿意支付的价格为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商品的平均价格而不是商品的边际效用价格。

因此，革命性学说的提出者往往会高估其学说的价值，因为这种学说往往是基于特定视角，必然存在新颖和片面的共存。斯皮格尔写道：“有些思想家主要将自己的主张向同时代人宣讲，包括他们的同胞或更宽泛的群体；而另一些经济思想家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都能保持有效。那些确信其思想的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绝对主义者或者赋予其思想本身或者赋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一定绝对的特点。就前一种类型而言，他们相信，某些主张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或经济组织中都是有效的。经济学史中许多有声望的思想家持有这种观点并且高度精致地发展他们的论点。而另一些绝对主义者不能得到这样的恭维，他们为了对生活于其中的并且是易于变化的环境加以具体描述，并在这一狭隘视野的基础上，传播据说是有效性不受时间限制的主张。抛开上述的极端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大多数经济思想家都是名副其实地服务于其时代的，即，他们的思想之形成正是为了适应其时代的特定条件。例如，17和18世纪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适应了在长期混战中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亚当.斯密推崇和平和自由市场，指出其优点在于加速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并且（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打开了通向工业革命的道路。”[25]

同时，正是由于革命性学说的价值被高估，现代经济学人往往热衷于使用“分”析逻辑由此产生了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有鉴于此，我们面对这种学风就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审视：今天的经济学说是否一定比以前的“进步”？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信奉这样的科学主义主张：知道和了解以前的理论和别人的观点并不是科学而仅仅是历史，科学来源于个人的独立思考所获得的清晰知识，而且只有运用明确的形式逻辑和数学推理才能发现这些确实的命题。为此，他们偏好在“科学”方法指引下进行自我探索和“独立创新”，偏好于在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分析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热衷于建立一个个严格逻辑的数理模型。然而，正如张夏准指出的：“谈到变化问题，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视为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这常常与事实不符。相对而言，最近在通信技术领域里取得的进步实际上还没有19世纪末的技术进步——有线电报——更具革命性。但是，就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互联网革命（至少现在）还没有像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那么重要，因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极大地降低了家务的劳动量，从而使大批妇女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像家政服务这样的行业。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不应当喜新厌旧，因为这会使我们在国家经济政策、公司政策和我们自己的事情上作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26]33事实上，不仅科学技术上是如此，思想学说上更是如此。例如，经济学界往往误认为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突破，乃至将现代经济学视为科学的，而过去的经济学则被视为是非科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数学工具的引入使得经济分析技术日益严密，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知以及经济思想没有多大发展。

很大程度上，对现代经济学的盲信和跟从，体现了现代心理学指出的现状偏见，人们往往放大当代事件的价值。罗斯巴德就曾指出，西方对待历史往往存在“一种自鸣得意和令人愤怒的潘格罗斯乐观主义。结果，在经济思想的编史工作中就形成了牢固的（尽管是隐含着的）立场，即认为每一位经济学家，或者至少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为经济思想和这种百折不饶的上升前进运动贡献了他们的一份重要力量。这样一来，能够导致一个经济思想学派整体产生严重缺陷甚至完全失败的总体系统性的错误就不会发生，至于可能使经济学界永久地误入歧途的事情就不会出现了”；然而，“在经济学中不能贸然地假定，后来的思想总是比先前的思想更好，甚至认为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贡献了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份力量。情况极有可能变成，与每个人都为一座永远在不断增高的经济学家大厦添砖加瓦不同，经济学可能并且实际上是在争论当中甚至是锯齿形的方式发展的，后来的系统性谬误又是会排挤掉先前的更为健全的范式，从而将经济思想再引入一种总体上错误的，甚或是可悲的路线。在任何给定的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路线既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的。”[12]导言

从经济学说史也可看出，古典经济学家所论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后来主流经济学因追求科学化而强调数学的应用，使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一门视野受到严重限制和缩小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对象也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而且，自从新古典经济学蜕变成一门探讨自然资源配置的技术学以来，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意识形态上就开始备受争论。一方面，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窄小了，从古典经济学研究人的福利转变为仅仅限于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物质领域；正是局限于自然资源的配置关系，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现代经济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是局限于工具理性行为的研究人，导致现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日益相分离。实际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物质领域，那么，与内容的狭隘化相关，现代经济学逐渐走向了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以及均衡的分析路径；从此，它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同时，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所以，基恩说，当前的“经济学是一门前科学，非常类似于哥白尼、布拉赫和伽利略之前的天文学。”[27]191

纵观经济学说史，那些经济学大师的绝大多数思想都可以找到其前辈的探索痕迹。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经济学大家——如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的思想很少是源于自身的独创，相反大多是源于对先辈思想的归纳、综合和系统化。事实上，被称为具有“彻底的革命特质”的马克思，其思想根本上也是综合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伯尔基的评价：“马克思学说真正的特性、真正的实质、真正的统一，就在于它是‘综合的’”，“事实上，除了在学说中相当有限（但意义重大）的部分，马克思从未宣称过独创性，而是有意识地视自身之成就为一个综合者，一个一丝不苟的，从他知识导师们得前提中得出清楚明确结论的综合者。……马克思承认他的种种知识来源，可惜这并没能排除他在对待嫡亲前辈和自身时代的同道者们时采用凌厉批判的方式，尽管事实是，他力图把自身观点较之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观点的优越性归功于他有利的历史位置，而非他的个人天才。”[28]8-9同样，穆勒的思想来源更为广泛，他甚至从未自称创新，而称自己只不过为斯密的《国富论》添加了现代内容。很大程度上，革命-综合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发展图式，也是经济学不断成熟的必由之路。不幸的是，由于“分”析思维导向了常规范式下的窄小问题研究，以致现代经济学界出现了注重论文而贬斥著作的不好倾向，综合论学者以及综合性学说的价值更是遭到极大漠视和否定。

不过，尽管综合性学说在当前经济学界是如此不招人待见，但经济学说史却表明，那些学说综合大师最终获得了后人们给予的极大尊崇，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进步根本上就是他们的作用。张旭昆就写道：“亚当.斯密在创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时，曾经汲取了前人所建立的知识成就；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已经存在的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观点，综合成一个适合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在这过程中改变某些概念的原来意义”。[29]278根本上，这种学术综合大师才是人类思想的真正传承者，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历史责任。如果没有这些传承者和综合者，一些非常有洞见的思想很可能会被遗忘或丢弃。要知道，人类思想的95%都因为得不到关注和传承而进入了坟墓。事实上，如果像当前一些时髦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不要关注斯密，更不要关注马克思，只要掌握流行经济学教材，只要掌握数学工具；那么，经济学研究将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济学研究者最多是一个堆砌材料的工匠。因此，“为往圣继绝学”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抱负和社会责任，也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诉求。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

总之，通过对两大学说的特性及其价值的剖析，我们就可以去除地认识，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分拔高那些据称具有“完美逻辑”的革命性学说，反而对现代经济学中那种追求严格证明的学术取向应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其实，自休谟开始，西方哲学界就认识到基于“分”（析）的演绎逻辑是无法获得因果规律的，同样也就无法揭示事物的本在本质。例如，门格尔在一封信中就曾向瓦尔拉斯发问：“人们如何通过数学获得关于这种本质的知识，如价值的本质、地租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30]84相应地，康德等则指出，因果规律和事物本质的取得就只能源于对经验的观察，并进一步建立在对人类知识的（综）“合”之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边际革命推崇“分”（析）逻辑的严密性，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向思考”的新古典范式；相应地，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倾向于在既定框架和常规范式下分析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热衷于建立一个个逻辑严密的数理模型。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所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而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来越狭窄，每个人都越来越“无知”状态，无力也不敢从事学术的梳理和综合，导致综合思维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式微，综合性学说也越来越不可得。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日益狭隘化，研究思维就日益单一化，从而也就变得日益沉闷和无趣。海尔布隆纳就指出，“假如今日的经济学欠缺魅力而又无趣，自然是经济学家的错。大经济学家不会只在学术圈里小题大做，他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主题，并且以愤怒、绝望或充满希望等十余种大胆的态度为这个世界上色。他们的异端邪说演变为一般常识，他们将常识中迷信的本质揭发出来——当代生活的理智结构就是这样逐步而成的。”[9]3由此，本文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特性及其实践价值。

六、结语

本文在对两种基本思维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剖析了两类学说的基本特性，进而通过典型学说的案例剖析来深化对两类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同价值，尤其是集中对边际效用学说的革命性考察而引发对现代经济学的审视。当然，两种基本思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对理性形成和演化的讨论，因为知识根本上都源自经验和感觉，但不同类型的理性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理性的终结性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深入探讨过这一个问题。同时，很多学说也无法作革命性或综合性截然划分，而不同学者对两种思维的偏向程度往往与他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问题有关。很大程度上，革命-综合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发展图式，只不过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及其分化，导致了经济学专业化的发展以及各分支学科的林立，进而使得后来的综合性学说所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窄。尤其是，科学主义的勃兴导致现代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日益向自然科学靠拢，进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析思维日益偏盛而综合思维却逐渐式微，这就严重影响了现代经济学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的视野，也严重制约现代经济学理论在指导社会实践中的致用性，进而也必然会阻碍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鉴于此，我们对现实世界必须抱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对流行理论抱有高度的审慎之心，不能机械地套用流行理论来认识和指导复杂的现实世界。

 本文载：《经济学说的两类特征及其价值：兼论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南大商学评论》（第36辑），2016-13（4），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